五个框架：提升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质量

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已有60余年的发展历程，经过近十几年的改革，已逐渐建立了一条既符合WHO的基本原则以及国际器官移植准则，也适应我国国情和法律法规、伦理观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器官捐献与移植模式，为世界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实现由器官捐献与移植的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提升型发展的改革进程中，我国以五个框架体系为支撑，即器官捐献体系、捐献器官的获取与分配体系、器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器官移植科学注册与质控体系、器官捐献与移植监管体系。薛武军教授强调，公民自愿原则是我国获取移植器官的唯一合法途径，且自愿遗体捐献是主要来源，亲属捐献仅限于配偶、父母、成年子女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活体器官捐献。

四个层面：保证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的先进性

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法律、政策、质量控制和监管、临床诊疗规范四个层面。

第一，法律层面。我国的民法典和刑法修正案（八）都有关于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相关条文。2023年，国务院发布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在“器官移植”前增加了“捐献”二字，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于器官捐献的支持。从法律层面保障了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良性发展。

第二，政策层面。据不完全统计，国家已经出台了近60个文件，针对人体器官的捐献、人体器官的获取和移植、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规范，制定了相关政策和规定。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殡葬制度改革指导意见中也明确鼓励党员干部逝世后捐献器官或遗体。

第三，质量控制和监管层面。目前，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到省级卫生健康委都建立了肝脏、肾脏、心脏、肺脏等器官质量控制中心、器官获取质量控制中心、脑损伤评价质量控制中心等，且所获取的每1个捐献器官必须通过国家统一的分配系统进行分配，并在完成移植手术后72个小时内上报移植资料进行科学登记，实现了器官来源可溯源和移植结果的监控。

薛武军教授强调，OPO的工作主要是潜在捐献者的发现、捐献者的评估和维护、捐献协调、器官获取、器官保存、器官修复等全过程的专业工作。国家要求实施器官获取的OPO一定要独立于移植科室。在薛武军教授的引领下，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全国建立了独立的OPO学科，实现了器官捐献的专业化实施，从而建立了完整的器官移植学科体系，推动了我国OPO学科化的创新建设，在全国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

第四，临床诊疗规范层面。“在器官捐献与移植的具体实施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都需要进一步的规范化体系”，我国也已建立起了器官捐献和移植的技术标准、流程和规范。薛武军教授为进一步推动学科发展，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前瞻性的研究，并牵头制定了《中国器官移植临床诊疗指南》，让器官捐献与移植学科体系更加完整。目前，仅针对肾脏移植的指南已有75部，针对1500个临床问题形成了超1800条推荐意见。

 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中国模式：让中国走在世界舞台的顶峰

薛武军教授用“艰辛与困难、努力与奋斗、成就与贡献”来描述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中国之路。从“走上世界舞台”到“走在世界舞台的中央”再到“走在世界舞台的顶峰”的改革与实践，是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筚路蓝缕的过程，也是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蓬勃发展的过程，更是器官捐献与移植人不忘初心、为人民服务的原动力和创新发展的实践。

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队伍、中国学科是让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走上世界舞台顶峰的关键。“要让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在世界舞台的顶峰发挥中国作用、发出中国声音。”每每提起，薛武军教授将所有的成绩归功于我国制度的优越性、法律的保障、国家的支持、我国科学技术的创新、传统的中华民族文化、我国全社会的参与和人文关怀氛围。他清楚地记得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发布的一系列支持文件与一个个质控中心的建立……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开展工作与繁荣学术齐头并进

谈及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的建设，薛武军教授表示党建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带领分会重走了延安、井冈山、韶山、西柏坡，使分会不忘初心，铭记为人民服务。

谈及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的建设，薛武军教授表示党建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带领分会重走了延安、井冈山、韶山、西柏坡，使分会不忘初心，铭记为人民服务。

“过去我们是‘请进来跟别人学’，现在我们要‘走出去宣传中国模式’。”薛武军教授自豪地说。

连续4个月，从下午2点讨论到晚上10点，这是制订《中国器官移植临床诊疗指南》的工作节奏，或许也只是薛武军教授日常工作的缩影。当他谈到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的感受时，他引用了一位参与指南制订与更新工作的专家的话：“这次指南制订，是一场具有强度、广度、精度的大规模学术活动和学习过程，令每一位学者印象深刻、收获颇丰，将在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留下楷模式的篇章，同时造福广大器官移植术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