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状病毒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作为全球大流行病，不仅危害呼吸系统健康，还累及皮肤和毛发系统，众多COVID-19康复者出现脱发症状并伴随心理健康负担。皮肤病学中常见的脱发类型包括雄激素性秃发（Androgenetic Alopecia，AGA）和休止期脱发（Telogen Effluvium，TE），其中AGA是慢性进行性模式性脱发，与遗传及毛囊对二氢睾酮的敏感性相关，可导致毛囊微型化，TE 则由应激事件引发，表现为广泛性弥漫性脱发。本研究通过系统梳理和批判性分析现有文献，旨在探讨COVID-19与AGA的流行病学关联及潜在生物学机制，明确 AGA 作为新冠重症独立危险因素的证据，阐释雄激素、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ACE2）和跨膜丝氨酸蛋白酶2（Transmembrane Protease，TMPRSS2）的 “三角关联” 及病理意义，辨析AGA与TE在机制、临床表现和预后的区别，同时讨论抗雄激素疗法在新冠治疗中的现状与争议。

遵循系统性检索原则，于2019年11月至2025年8月，在 PubMed/MEDLINE、Scopus和Embase数据库进行检索。检索时采用布尔运算符AND和OR，组合COVID-19相关关键词（COVID-19、SARS-CoV-2等）、脱发相关关键词（ Androgenetic Alopecia、Telogen effluvium等）及机制相关关键词（Androgen Receptor、ACE2、TMPRSS2等）。检索文献去重后，依据标题和摘要进行初步筛选，仅纳入明确涉及COVID-19与AGA或TE关联性的文献，具体包括原创性研究、系统综述、荟萃分析、病例报告和评论性文章，排除无关、重复发表及非全文文献。随后从纳入文献中提取研究类型、样本量、患者特征、主要发现、病理机制、临床表现和治疗建议等关键数据，采用主题归纳法整理分析，识别研究共识与分歧并构建知识框架。

多项观察性研究和系统综述显示，AGA可能是新冠重症的独立危险因素，且该关联与年龄和性别无关。住院重症COVID-19患者中，AGA患病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例如一项纳入1826名伴脱发COVID-19患者的系统综述表明，AGA 占比30.7%，其中86.4%为男性。在重症住院男性新冠患者中，AGA患病率更是达到70.7%-91.4%，平均为75.5%。值得注意的是，AGA在新冠感染前已存在，这一发现颠覆了 “脱发是新冠后遗症” 的认知。从生物学机制来看，新冠病毒（SARS-CoV-2）通过刺突蛋白与宿主细胞的ACE2受体结合，且依赖TMPRSS2激活才能进入细胞。而TMPRSS2 的表达受雄激素受体（Androgen receptor，AR）调控，雄激素如二氢睾酮可激活AR，进而上调TMPRSS2的表达，形成 高水平雄激素/毛囊高敏感性、AR活化、TMPRSS2上调、病毒高效入侵、病毒载量增加到病情加重的通路。该机制还能解释男性新冠易感且易发展为重症、老年人群重症率高的现象。新冠感染后最常见的脱发类型为TE，这类脱发多在患者康复后 2-6个月出现，属于继发性后遗症。其发生与 “细胞因子风暴”（如 IL-6、IL-4 损伤毛囊）、新冠高热扰乱毛发生长周期及精神压力相关，且TE具有暂时性和自限性，通常6-12个月可自发恢复，与AGA 的慢性进行性特征截然不同。

在临床鉴别方面，AGA在新冠感染前已存在，与遗传、AR敏感性及TMPRSS2上调相关，表现为模式性脱发，且呈慢性进行性、不可逆，治疗常用5α-还原酶抑制剂和米诺地尔。TE则在新冠感染后2-6个月出现，由高热、炎症及压力引发，表现为广泛性弥漫性脱发且无明显斑块，具有暂时性和自限性，治疗以支持性护理和压力管理为主，准确鉴别两者对临床诊疗和患者心理疏导至关重要。另外基于上述分子通路，有研究者提出用5α-还原酶抑制剂等抗雄激素药物预防或治疗新冠重症，但该假设存在争议。尽管其机制合理，但现有证据多为观察性研究或小样本报告，缺乏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验证疗效与安全性，因此需谨慎对待。

AGA是新冠重症的潜在风险因素，而非新冠后遗症，其作用机制可能与雄激素调控TMPRSS2表达以促进病毒入侵有关。新冠感染后脱发则以TE为主，这类脱发是应激引发的暂时性脱发，临床需与AGA严格鉴别。抗雄激素药物用于新冠治疗虽存在理论基础，但现有证据存在局限，多为观察性研究，未来需开展大规模前瞻性队列研究，评估AGA与新冠预后的关联，通过随机对照试验验证抗雄激素药物的作用，同时深入研究雄激素受体基因多态性及新冠病毒对毛囊的其他影响，从而全面理解两者关联的病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