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献可以看作是对上一篇威廉姆斯产科学，遗传学中检测篇的总结和补充。

        这篇文献从检测技术发展的角度出发,对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的认知和理念的变迁进行阐述和评价。最初的产前诊断主要针对染色体非整倍体,随着遗传学检测技术的进展,越来越多的遗传性疾病可以在产前得到诊断,包括致病性拷贝数变异(copy number variant, CNV)、单基因病、单亲二体(uniparentaldisomy, UPD)等。随着游离DNA(cell-free DNA,cfDNA)检测迅速整合进入产前筛查领域, 产前筛查也从基于生化指标的母血清学筛查时代进入到分子时代。很多单基因遗传病也可以通过扩展型携带者筛查被检出。

         产前筛查的目标疾病从最初的开放性神经管缺陷(neural  tube defect, NTD), 到胎儿常见染色体非整倍体、单基因病；从孕妇血清AFP水平升高的测定,到基于母血清生化指标的产前筛查(maternal serum screening,MSS)和基于胎儿cfDNA的产前筛查, 即无创产前检测(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 NIPT)，筛查技术先行推进和发展。随后产前遗传学诊断是指利用绒毛、羊水、脐血等样本对胎儿遗传性疾病进行诊断。随着遗传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产前诊断技术领域也历经了1.细胞遗传学诊断、2. 细胞分子遗传学诊断，3.分子遗传学诊断三个阶段。以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hromosomal microarray analysis,CMA)和NGS技术为代表的分子遗传学诊断技术极大地推动了染色体病和单基因病的产前诊断。但是无论是细胞遗传学检测还是分子细胞遗传学检测, 都存在局限性，前者方法耗时、分辨率低,而后者又不能做到全局分析。在分析了前两者的优缺点后，第三阶段分子遗传学诊断，CMA检测能够在全基因组水平上进行扫描,可检出小于100kb大小的CNV, 基本可以克服以上染色体分析技术的缺陷, 因此又被称为“分子核型分析”。根据检测平台及其所检测出的CNV类型的不同, CMA技术可被分为两大类: 单核苷酸多态性微列阵(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array, SNP array)和基于微阵列芯片的比较基因组杂交(array-based comparative genomic hybridization, aCGH)技术, 目前大多采用CNV+SNP两者结合的芯片。

         分子遗传学检测在临床的广泛应用使得人们的理念和对产前诊断指征的认知随之发生改变,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孕妇高龄(advanced maternal age,AMA)、超声软指标、cfDNA检测发现的除21、13、18三体以外的其他染色体异常(以下简称cfDNA检测的意外发现)。在分子遗传学检测应用于临床之前, AMA是最常见的产前诊断指征。cfDNA检测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产前筛查和诊断的认知。2016年ACMG共识，以及我国的有关技术规范都明确指出, 应告知所有孕妇, cfDNA检测是最敏感的针对胎儿21、18、13三体综合征的产前筛查手段, AMA孕妇可以选择cfDNA检测, 而无需进行侵入性产前诊断。产前超声异常包括胎儿结构异常和超声软指标.前者往往由于胎儿遗传性疾病所致, 其潜在机制包括染色体异常、致病性CNV、致病性单基因变异、UPD等, 此类病例已逐渐成为目前产前遗传学诊断最主要的指征。技术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学科的发展, 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理念以及对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的认知。随着遗传学检测技术的飞速发展,无论参考文献是产前筛查还是产前诊断领域, 都从传统的细胞遗传学时代进入到分子时代, 检测的目标疾病也从单一的染色体非整倍体迅速扩展到致病性CNV、单基因病、UPD等领域,CMA检测已经成为标准遗传学检测。

         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理念以及对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的认知,以往的观点被重新评价,有些观点被摈弃。强调每个孕妇都可以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选择是否进行侵入性诊断性检测, 在学术层面上, 孕妇高龄不再作为进行产前诊断的指标或依据. 在临床实践中, 要充分做好对孕妇的检测前和检测后咨询, 详细告知侵入性操作的并发症风险, 各项遗传学检测技术的性质、检测的目标疾病、局限性、检测周期、费用, 由孕妇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意愿自行选择。

         通过文献的讲述，我们了解了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筛查理念和诊断依据也在同步发展和改变。无论是对孕妇还是医生，都有了更多的选择。尤其是对日益增多的高龄孕妇，能通过无创性的检查，进行筛查，大大减轻了孕妇对创伤性诊断的担忧和恐惧。